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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几个问题曾困扰我很多年:其一,为什么国外出现了那么多世界级的“中国古陶瓷专家”,如大维德、苏玫瑰、Stacey Pierson、波普、阿迪斯、福开森、Thomas Lawton、迈克尔•巴特勒等。


他们对中国古陶瓷研究之深令人惊叹,一些世界级的博物馆也请他们掌眼把关,要有他们的签字认可才能入藏,足见他们在陶瓷收藏领域的权威性,而我们国家那么多博物馆,那么多拥有头衔的专家,有几人是对中国古陶瓷有真正研究的?

除了近现代出现的孙瀛洲、耿宝昌和丘小君的眼力和国外专家接轨之外,还有几人立得起来?


我国各地方省市有那么多博物馆,有头衔的专家也不少,但这些专家往往只认残破旧的东西,没有沧桑感和使用痕迹的他们一概不予认可,对满身伤痕、旧气明显的才会点头称是。

由此,我国各省博物馆陈列的中国历代官窑器几乎都是傻开门的旧器,如新的宝物不多,相反,国外著名博物馆陈列的中国历代官窑器,以及苏富比、佳士得、邦翰斯上拍的官窑佳器,大多宝光四溢、旧器如新。

这就是中外专家之间的眼光差异!把这些如新的宝物放在中国的一些专家面前,往往会被嗤为新仿。


谨慎没错,如今,大量的制假造假冲击着古玩行业,高仿品与“旧器如新”的官窑器很相似,但不能因为担心一旦看走眼就落入仿品的陷阱而索性采取“一概否定”的鉴别方法以自保,这是极不负责的手法,也是对文化遗产的亵渎,说白了还是眼力不济的原因,高仿与真品毕竟有质的区别,因为眼光不到,研究不够,才会“一概否定”。


我接触过几位国内“专家”,将海外回流的官窑器展示在他们面前,凡在口沿和肩胛等部位镶上铜镏金饰件的他们全认可,而从佳士得、苏富比、邦翰斯拍来的毫无瑕疵、光泽如新的官窑器,他们都不敢认,原因是,没见过!


也难怪,有些官窑佳器,尤其是清三代的,如新出窑一般,光可鉴人,他们想象不出,历经数百年的东西还能保存得那么好,未见一丝一毫的使用痕迹。

不得不承认,国内的一些专家长期窝在博物馆小天地,很少有机会接触高端的、顶尖的、稀有的宝物。


以前,这些官窑器藏在深宫,专供王公贵族欣赏,雍乾时,有些烧制中残次的被就地变卖,流入民间,而精、准、正的全入宫中。后又被八国联军掳掠而去。


中外专家的眼力差距也出在这里。精、尖、稀的好东西流到海外,海外学者见的大多是这类宝物,眼力自然就好;国内大部分专家见到的是被就地变卖流入民间的残次品或由民间捐赠给博物馆的残破旧的物件,眼力自然只能认这些中低档次的官窑器了。


另一个值得重视的现象,人们对物品使用和保护的习惯也起到一定的作用。

我们都到国外旅游过,也一定听说过很多酒店不乐意接待中国游客,因很多中国游客对房间中的固定物品不够爱护,好多房东不愿意租房给中国人,宁可租金低些租给外国人,同样的房子,外国人租用三年,整洁如新,中国人租三年,千疮百孔。当然,并不是所有中国人是这样,也有良好习惯的,所占比例少些。

本来流传下来的好的官窑器不多,加上生活习惯使然,更增添了它们的沧桑感,我们的那些专家见到的上手的全是这些东西,眼光只能停留在这类档次的水平上也不足为奇了。


相反,被掳掠出去的官窑器大多是以前陈列在圆明园内的顶级官窑,加上他们又倍加爱护物品,丝毫无损,宝光四溢。

回流的的官窑器中很多被镶饰造型各异的铜镏金,可见他们对这些宝物的酷爱珍视程度,晚清民国以来,也有很多西方、韩国、日本等瓷器流入中国,而几乎没见过一件相类似的镶饰件,说明缺乏对物品的保护和珍爱意识。

这是中西文化的差异,也造成了中西古陶瓷专家对中国古陶瓷的鉴定差距。


如果没有欧洲金融风波,不会有那么多精、尖、稀的高端官窑器回流,如果没有中国的改革开放,走出国门去多多见识,我的眼力也许也停留在残破旧损的阶梯上,不敢贸然首肯如新的官窑。

因为未亲眼见识,未能直接上手,眼力是不可能提高的。